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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新民法典》第一编第一题第二章以专章的形式（人格权）对人格权作出了规定，从第11—21条采用了11个条文对人格权作出了规定。

[23] 李舒瑜：《人大主导，多方参与我市建立立法新机制》，载《深圳特区报》2014 年8月4日第 A05 版。[8] [美]科恩：《论民主》，聂崇信、朱秀贤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33页。

人大代表如果缺乏相应知识背景，没有充裕的立法时间和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那么即使有再好的立法制度和程序设计，人大立法能力也难以获得实质提升。二、人大主导立法状况的实然分析 观察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中国立法发展，一个显豁的事实就是，人大立法权、尤其是大会立法权的弱化、虚化态势以及政府立法权的高度膨胀。我们迫切需要通过人民代议机关对一些全局性、基础性的立法过程的主导来完善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使得国家改革决策与公民利益诉求之间有更多的交叉和共鸣，从而使改革方案更具系统性、协同性，进而赢得强大的社会支持与现实力量。在部门主导立法的过程中，立什么法、什么时候立法，立法的原动力与立法需求主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感知与动议，并非来自社会公众的诉求与表达。[35] 秦前红：《人大主导立法不能过于理想化》，载《人大研究》2017年第2期。

立法只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附带品和权宜之计。[17]正如美国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所言：如果在授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托之权，行政机关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的领域里任意制定法律。李明辉先生就是中华民国法统内高度认同传统文化和宪政民主价值的儒家学者，其文化担当和守护意识极其强烈，因而能够敏锐察觉到文化台独沉重的文化代价。

客观而言，国民党在台半个多世纪已经基本融入了台湾政治与社会，其外省身份与台湾身份出现了竞合性认同，而且国民党对台湾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有无可否定的历史性功绩。2016开春以来，大陆对两岸关系的政治焦虑不断加码，但也未放弃积极的期待和筹划。这种政治操作下的文化管制和蜕变，其结果就是台湾文化的自我失忆和自我单调化，台湾社会将更加撕裂，文化战争将愈发剑张弩拔，民主政治据以成立和运行的共同价值观及文化秩序前提将日益遭到激进政治的侵蚀。四、新朝贡论、原民史观与两岸新思维 5·20换届之后，大陆锁定九二共识底线，蔡英文模糊处置，双方政治互信出现结构性断裂，进入战略缓冲期。

近期的美猪事件、冲之鸟礁事件、微调课纲废止事件已经展现出既往对抗传统与风格。更关键的是，不搭车也就罢了，跟随政府南向发展的台企还将面临着大陆企业的激烈竞争。

缺失九二共识的再保证，蔡英文政府很难寻找到与大陆继续发展和平关系的宪制性支点，而岛内政治在民进党一党独大和本土分离主义的政治正确作用下，呈现出全力以赴寻求台独的取向。选举的全面胜利与民主巩固的价值观骄傲，可能形成一种特别的政治诱惑：可否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实现台独梦呢？在民进党及台湾新生代的政治意识中，国民党以一中宪法和九二共识为基础的两岸关系模式使台湾面临实质上的从属地位，不符合其理想中的台湾定位与前景。党产清理不是只有民进党在推动，国民党也一直在自我清理，只是过程与效果未必令人满意，这里存在国民党内部门阀政治的利益纠葛、自我清理的透明度不足以及财产流向存疑等问题。美国在民进党的台独梦中并非真正的天使般形象，在反对大陆和平或武力统一台湾的同时，亦反对民进党的激进台独。

前已述及，国民党在法统上根植于1946宪法和国父建国教义，对宪政秉持理想性追求，而以训政法理和体制作为实现宪政的工具性安排。在国民党式微及穷尽主权思维而无解的情势下，石教授的这一新朝贡论可谓别具一格，开辟了两岸关系论述更新的全新的开阔地。一国是一国两制的硬核，两制是一国两制的软体。第六，从国际关系现实来看，国际法的主权平等与现实政治的大国支配并存，独立与依附共在，体系性竞争自动展开，无从回避，而西方体系亦并非均质的平等原子化国家间体系，存在二元化属性，从希腊邦联、罗马帝国到近世殖民帝国再到当代美帝国，何尝不是主权为表，霸权为里？ 由此可见，石教授所论长于想象、学识和愿景，但短于对大陆政治文化之现代特质、大国政治博弈及具体制度安排的细节性聚焦。

以去殖民化标准来看，日殖属于正统中国史观，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而被日本殖民之历史与事实是日本整体侵华史的一部分，不可割裂，但这种史观为大陆及早期国民党所持有，在台湾本土化及早期转型正义中逐渐模糊化。在就职演说中，蔡英文将这一替代战略命名为新南向政策，即台湾的投资与经贸合作的重点转向东南亚国家以获取经济增长新空间，同时有效降低对大陆的市场与政治依赖。

两岸关系若要真正朝着和平统一方向前进，就必须设法对九二共识之抽象政治原则加以具体的宪制性转化。为抗衡中国，美国不仅需要军事上重返亚太，还需要经济上提供新的愿景和体系。

这种措施甚至是违宪违法的。（二）文化台独的失忆症 在九二共识僵局未破、蔡英文两岸关系答卷继续未完成之际，法理台独或政治台独固然可以逐步准备条件，比如任命倾向独立的大法官，通过有关去中国化的法案，等等，但直接的政治化表述或路线图不可能提出。台湾害怕被矮化，害怕一国两制的统战效应，而竭力以本土主义史观和台独主义立场确证自身身份与政治前途。洪秀柱临危受命，悲情担当，但国民党内历来派系林立，大佬政治横行，若非经历特别党务改革，很难形成强势凝聚力和战斗力。不过，这一新南向经济战略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与大陆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撞车。当然，我们亦不必高估高金素梅质询案的政治意义，这主要是台湾本土史观的内部争议，即便反日亦可以在单纯的台湾本土内部消化和定位，不等于就认同国民党的光复史观或大陆的九二共识。

台湾的转型正义在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即已开展，比如纪念建筑物改名、教科书修订、台湾史论述主体化等，但似乎被民众认为不够彻底，表面文章。其中的一国不是具体国号或政府意义上的，而是宪法主权意义上的，可以具体解释为中国，其唯一正当的主体是中国人民。

但现代民主政治是一种理性和公开性的政治，是一种和平与法治化的政治，超越了野蛮的同态复仇和赢者通吃，以一种理性的节制美德对待新旧秩序及建立民主政治牢固的认同基础。蔡英文当选及民进党全面执政，是台湾民主化以来又一次重要的民主巩固现象，但却造成了九二共识的认同难题与两岸关系的宪制危机，两岸互动进入实质停滞时代。

何去何从，在判断上并不困难。所谓中美有效管控大国关系风险，在逻辑上就包含了对激进台独的共同遏制责任。

文化台独是有强烈政治意愿和具体行政措施的，比如对台湾故宫文献查阅及两岸文化交流设置重重障碍。第五，石教授所论仍主要立足台湾，寻求主权地位与朝贡表面义务双向落实，在联合国与天安门上两张面孔，确属新思维，但已突破一国两制底线，而且忽略了美国作为优先宗主国的政治事实，无法识别和确认作为最大前提的一国之真实性与存在内涵。一般民众对台湾转型史的细节及国民党的实际作为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误解误判，根据自身情绪、想象及民进党舆论来确立转型正义的理想性目标。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寻求合理出路，还需要观察，或者还需要民进党继续完成这份未完成的答卷。

两岸关系亟需积极、正面、实在的宪制性关系建构与制度框架想象，而不能在政策行话和利益诱导的低位长期徘徊。（二）新南向替代撞车一带一路 蔡英文就职演说与施政规划的一个重点是经济自主性的建构。

古典秩序变动，常常按照城头变幻大王旗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方式展开，是残酷和血腥的你死我活与斩草除根。四年前，马英九先生在就职演说中充分展现了台湾民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优势，展现了中华民国对传统文化的文化代表权和领导权。

两制是指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并行不悖，其具体前途与融合程度留待未来的世代与实践予以解决，在此之前，两岸作为一个主权之下的两个治理体系可以在宪政安排上进行一定的制度区隔，而不必罔顾实际的政治差异而追求激进的政治一体化（无论是民主化还是社会主义化）。为制衡台独取向及为两岸关系寻求新思维，台湾著名学者石之瑜教授近日在《联合早报》发文提出新朝贡论，希望以朝贡思维突破主权思维，开辟两岸新局。

如果台湾来北京的述职还不及对美国的述职，此种新朝贡论又新意何在？ 由此，九二共识就成了大陆理解的一国两制的一国内核，这是严格主权思维的，是不能以朝贡思维加以消解虚化的。日据是偏弱版的去殖民化论述，包含日本占据台湾的非法性和纯粹事实性特征，不大承认日本殖民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事实上这种表述已有中性化之嫌，对日本殖民史已然缺乏政治批判意识。民进党企图以自身的政治万能论改写历史，认为当代人的政治授权足以使其任何行为合法化。李明辉先生是台湾价值观真正的代表，秉持港台新儒家的学术传统和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

这一新经济体系相当于WTO的升级和浓缩，建构了一个重新确定经济标准与规则的自由贸易体系，但这一体系对外部国家则构成严重的贸易壁垒。如果说新南向主要是政治提气，那么积极加入一个新的经济高端俱乐部TPP则是蔡英文政府理性务实的选择。

在立法院内，国民党基本丧失了对民进党的制衡与否决能力，而党内的政治团结和纪律状况亦难有改观。蔡英文的转型正义工程，有可能对国民党在政治上一剑封喉，促其进一步弱化、分化和瓦解。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区分事实状态和规范状态，前者指向治权，与实际统治有关，后者指向主权，与原始政治主体及其政治意志有关。但经过蔡英文政府的反复炒作和过度放大，这种转型正义的延伸工程很可能最终成为台湾民主的负资产。